早在“大跃进” 时代的1958年，中国的学部委员钱学森就在报纸上鼓吹“亩产万斤” 的可能性。在一篇文章的开头，他引用了一首民谣：“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下，明年火车还嫌小”。当时河南有的地方先后“创造”了亩产两千多斤和3530斤粮食的纪录，于是钱委员自问自答道：“土地所能给人们粮食的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我们，还远得很！”他说，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年后，他的计算又使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 （钱学森：农业中的力学问题）。据说他的文章还真的使毛泽东对下面虚报的粮食产量信以为真，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 这个问题。（丁抒：《人祸》第四章：吹牛皮乱放“卫星”） 。

从理论上说，钱学森可能并没有错。植物如果能够利用太阳光能的30%，并且植物五分之一是可食用的粮食，亩产量确实可能达到五万多斤。但在现实中，这两个 “如果”是明显不可能的，即使根据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来看。而放在1958年、1959年那个已经危机四伏、饿殍遍野的年代，公然大肆鼓吹“亩产万斤”这套理论，那就是明显的火上浇油、雪上加霜、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这可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丧失社会良心的最早例子。

钱学森先生在五十年代经过长期争取才辗转从美国回到中国，在1957年当选为中国第二批学部委员，并在1958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钱先生回国的目的不外是报效祖国，那么他为什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干这种今天看来如此愚蠢的事情呢？即使是五谷不分的公子哥，也应该知道把当时粮食平均亩产从数百斤提高到数万斤应该是多么的不可能吧？更何况，从“前年卖粮用萝挑” 猛升到“今年汽车装不下” ，恐怕连小孩子都骗不了吧？在“中国院士制度的演变” 一文中，曾写到：“ 政治标准在院士选举中的实施，使院士成了政治制度的附庸，使他们丧失了社会良心”。把个人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放在了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之前，是院士社会良心丧失的主因。

除了钱学森，另一个在“大跃进” 运动中丧失了社会良心的是第一届学部委员、经济学家薛暮桥。薛暮桥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并且在中央财经小组工作。他明明知道各地官员上报的数据是假的，但他仍旧指示下属：“现在大跃进的浪潮谁也顶不住，就按省委意见上报。”（丁抒：《人祸》第四章：吹牛皮乱放“卫星”） 。

“大跃进”造成数千万中国老百姓死于饥饿，无法在此计算其中有多少是亩产万斤理论的牺牲品。今天看来，“大跃进” 运动的实质就是愚昧，而当时中国最有知识的人，也就是那些学部委员们，却没有利用自己的知识，承担起“社会的良心” 这副重任。相反，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地位来使这种愚昧的行为变本加厉，使愚昧行为穿上“科学”的外衣。应该承认，在那个年代，主动抛弃自己社会良心的学部委员还是极少数的。但绝大多数的学部委员却通过沉默，被动地支持了这些丧失良心的人。钱学森完全可以保持沉默，但他却选择了说假话。其他学部委员应该说真话（当然要冒风险，否则还叫什么社会的良心），但他们却几乎全都选择了沉默。可怜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们，你们为什么会全部做出错误的选择？

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作者：钱学森

出处：《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

“前年卖粮用萝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6月12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2105斤以后，又有2亩9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3530斤小麦。

土地所能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160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160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